高校和科研院所应当尽快启动纪检监察学学科建置，并加强对该学科的人力物力投入，以使纪检监察学三大体系建设具备基础性的硬件平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做出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特别是能够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归根结底在于我们从根本上树立起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
⑨《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63页。这里面并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71)《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14)二、坚持和完善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理论，创造性提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概念，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明确依规治党是制度治党的重点，强调统筹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将依规治党纳入全面依法治国统筹推进。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监督，就是立足加强党对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的统一领导，保证监督的权威性，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在此基础上，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推进秉公用权，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从而更好实现党的监督理念、组织形态、制度体系、方式方法的创新。
上述两个时期，虽然没有使用党的制度建设概念，但制度建设实际上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7)前引(23)，人民出版社书，第402页。例如，民法典第1043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明儒丘濬认为：刑者，所以辅政弼教。（3）可以由社会自治规范防控的风险。在预防性规制的工具箱中，民法主要是通过激励民事主体在其可及的能力范围内履行预防性义务来实现法律规制目标，因而是公共成本低、负面影响小的手段。与普通人相比，职业人员不仅拥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设备，而且肩负着防风化险、排忧解难的专门职责，因而负担的预防性义务数量更多、标准更高、责任更重。
当前，生态环境、安全生产、金融投资、公共决策等领域已普遍推行第三方风险监测和评估机制。21世纪以来，预防原则得到环境法以外各领域法的共同承认，成为具有强大穿透力和支配力的法律原则，并被当作各种各样的政府管制和法律干预的正当理由。
其四，风险社会日益增多的法益损害风险，推动免受不合理的风险侵害的权利成为法律保护的新型权利范畴。在古典治理传统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双重加持下，中国的预防型法治实践已走在世界各国前列，预防性治理理念已穿透到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法律体系各部门各领域，贯彻到中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服务各环节全过程，正在引发法治领域的一场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的深刻革命。......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面对日益增长的各类法益损害风险，我国有越来越多的法律法规授权行政机关采取各种应急性或临时性的行政强制措施。
保险、慈善、互助等市场或非市场机制具有很强的分担、分散风险功能，被证明是预防性法律规制的有效替代性机制。应对型法治侧重在法益损害发生后，通过提供一整套事后处置的制度和程序，引导法律专业机构依法公正处理，对权利人予以救济或对加害人予以制裁，最终让受到损害的法益得到补救。强调民法是裁判法的学者，通常不认同民法典的上述条款，甚至主张将这些条款从民法典中排除出去。在法学研究中，学者们针对预防原则所涉及的为何预防、谁来预防、预防什么、怎么预防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提出了版本众多甚至互不相容的理论学说。
例如，刑法修正案（九）为落实防范为主、惩防结合和先发制敌、保持主动的反恐理念，大幅扩张刑法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时空边界，增加规定了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拒不提供恐怖、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的犯罪，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等罪名。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是预防性司法得到广泛应用的领域。
在民主政治环境下，这种集体性情感和态度必然会通过公共舆论、投票选举、民主协商、政治游说等渠道，驱动政法场域的理论认知、公共决策、资源配置向安全议题发力用力。只有明确界定并严格追究评估机构、监管机构、司法机构等各类预防性权力部门的预防责任，才能有效激励预防性权力部门之间互相制约监督。
在这方面，既需运用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又要运用新型的权力制约机制。特别是我国刑罚的株连效应强，不仅会影响到罪犯本人的一生，还会影响其子女、配偶等家庭成员的命运，如罪犯子女在升学、考公务员、职务晋升等方面可能受到限制。如果说风险社会为预防型法治提供了生存土壤和强劲需求，那么科技革命则为预防型法治提供了运作网络和支撑系统。汉儒贾谊说得很透彻：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将预防性责任的位置提前，强化了侵权法的预防性功能。如果将生命权作为积极保护的对象，生命权就不再是空权利，而是由许多预防性法律义务和措施加以密集保护的实权利，是现代法律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加以重点保护的强权利。
现代社会是风险弥漫的社会，社会资源有限，我们不可能追求‘零风险的世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例如，高空抛物、诋毁英雄烈士等行为在以往仅被认为是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但近年来，随着这类公共事件的多发频发，上述行为逐渐被纳入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多个领域法的共同规制范围，形成了集体预防的严密法网。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在既有正义体系中，安全远不如自由、平等重要，只具有从属性和派生性。预防型法治大规模扩展了法律权力圈、法律义务圈、法律责任圈、违法犯罪圈，重构重塑了法律规制的版图，推动了法律功能定位、法益保护方式、法律规范类型的历史性变革。
因此，在预防性规制的制度设计上，应遵循民法优位原则，能用民法手段预防的风险，就不要用行政法、刑法措施。这一定义内在地要求对基本法益提供预防性保护，而不是在基本法益受到侵犯后进行补救性修复。风险要素包括人、地、物、事、网等。（一）对预防性规制的规制大多数风险预防论者都承认，并非所有风险都需要进行预防，也并非所有风险预防都要达到零风险的标准。
预防义务应当是社会主体的认知、判断、行动能力可及范围内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习近平强调：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不同权力部门之间往往缺乏彼此制约的利益动机。法律通过设立各类前置性行政许可制度，强化政府的风险监控职能，做到从入口上发现和拦截各种可能的风险。
其次，家庭作为每个自然人与生俱来的人伦情感共同体，在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向上向善、防范越轨行为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可以推动实现权力运行全过程留痕留声留影，促进权力监督从原本的片断式、局部式监督向全覆盖、全链条监督转变。
从法理内涵看，安全通常是指各类基本法益不受威胁、不受侵犯的状态。预防死亡率高的风险的规制措施应严于预防死亡率低的风险的规制措施。应对型法治以法益损害的事后应对为根本考量，而预防型法治以法益损害的事前预防为根本宗旨。二是继发性预防，即通过事中干预或规制措施，防止既发法益损害进一步扩大。
管子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道德经》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在刑事责任体系中，保安处分措施是世界上不少国家预防未然之罪的重要机制。例如，民法典第1条作为目的性条款，确立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治理目标。
例如，放孔明灯是不少地方过元宵节、中秋节等节日的一种风俗习惯，但在城镇、森林、铁路等区域升放孔明灯，容易引发火灾等公共安全事故。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造性地传承了古典预防性治理传统，逐步创立了全方位、立体化的预防性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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